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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,坚持繁体竖写板书的《百家讲坛》王立群：人类最不该告别的是读书

坚持繁体竖写板书的《百家讲坛》王立群：人类最不该告别的是读书

王立群是河南大学唯一上课用繁体竖写板书的老师。人生进入第75个年头，他依然执拗地保持着一个老派学者的风范。除了必要的活动，他几乎不再外出，只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写书上。“知识写到书里，将来总会有人看。”

尽管家里的电视机、空调看上去已经“战斗”有些年头，但搭在腿上最新版的苹果电脑才是“主力”。他一直尝试用新媒介和新方式翻阅历史。

2006年，王立群登上《百家讲坛》，成为青歌赛评委、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嘉宾。屏幕里，流行语张口便来；屏幕外，他常与网友互动。最近，他又将自己钻研了一辈子的学问变得更时髦——在抖音和今日头条上阅读旧史书、分享新观点。

4月14日，抖音、今日头条联合人民日报新媒体、13家出版机构联合发起“都来读书”全民阅读计划，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让更多人的好读书，读好书。计划发起的同时，我们也得知，王立群成为这个呼吁读书的计划的首批领读人。

作为首批“领读人”，他推荐了《大风起兮云飞扬：汉高祖刘邦》，在他一贯慢条斯理的讲述中，帝王将相奔来眼底，历史浮沉涌上心头。媒体评价他如一把慢火，温和、持久。

有人称赞王立群的书房一整面墙都是书，他颇得意地纠正，“谁说的？书多得四面墙都放不下”。

环顾四壁，最爱的一本还是《史记》。他在《百家讲坛》上因它而成名，“《史记》中很多原文我都能背下来，但我不能那么讲，必须转化成现代汉语”。他认为《史记》是“二十四史”中最富有文才的一部书。唐宋以后，很多作家都把《史记》当作学习古文的典范和模本，就像学书法时的字帖。

1966年，在一所小学做代课教师的王立群第一次见到《史记》。学生们砸了小学的图书馆，学校仅存的一部《史记》被当作“四旧”扔在院子里。王立群趁着夜色，把这本历史的精华从地上捡起，偷偷开始阅读，虽然有些地方还看不明白。

“真正让我读懂《史记》的是经历，是现实。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，但我的体会，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《史记》。”

1965年参加高考，王立群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。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没等发榜就在开封市的一家小学当起代课教师，每月工资30.5元。7年时间里，他教过语文、数学、书法、美术，甚至还教过音乐——他用一星期学会了脚踏风琴。

1978年，中国恢复招收研究生，高中毕业、没上过大学的王立群决定直接考研。“当时最头疼的是外语，我高中时代学的是俄语，丢了14年，重新捡起来非常不易。”王立群说，他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《俄语》教材，啃了大半年，竟然考过关了。政治考试没有教材，全靠市组织部发了3本政治经济学宣传小册子，很薄，他一天啃一本。第四天，看了《辩证唯物主义》和《历史唯物主义》。“政治课一共复习了四天，考了91.5分，是我考得分数最高的一门课。”

1982年，王立群研究生毕业留在河南大学任教，开的第一门课是中国古代文学，内容就包括《史记》。央视海选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时，他凭着对项羽的独到解读胜出。

同事说他，“这个人平时在系里谁都不是很热络。和他共事２０年了，想不起来和他有过什么故事。他不打牌，不喝酒，以前还跳跳舞，现在忙，舞也不跳了。”

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。“首先，我要把原始文献看完，再把学术界的研究资料以及学术论文一网打尽，这个工作量超乎常人想象。”仅一篇名为《高平之战与赵匡胤的崛起》的文章就近一万字，类似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。

有一次，王立群在南京签售，读者的年龄跨度从8岁到86岁，“人们常说‘误人子弟’，如果我备课不认真，讲座有差错，那我误导的不仅是子弟，连子弟他爹、子弟他爷都可能被误导了，所以我现在一门心思把讲稿写好，把课备好，一个月恨不得它有60天。”

王立群８岁开始承担全家的做饭任务，现在还经常蒸馒头，包饺子，炸丸子。“我的童年少年几乎没有欢乐可言，磨难太多了。”

读完小学，他进入一所民办中学“新新中学”。学校名字挺新，校舍极旧，是小巷里两处民宅。

既是民办，国家不支付经费，13岁的王立群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，一入学就变成“农民工”。“一周三天，步行十几里，自备干粮，到开封南郊搬砖、提泥”。新新中学揽到了替砖厂拉砖的活儿，离城十里。马白天拉车，晚上初中生代替马拉车。

学生们还给钢厂砸矿石。一人一把锤子，一砸一天。把砖头那么大的矿石砸成比鸡蛋小一点。“梆！梆！梆！”用劲小，砸不开，用劲大，一旦砸偏，手指头立即起个大血泡。

干完一天活，他们可以在次日上课。可是第二天，大家浑身疼，有时连笔都拿不住。

小时候，读书是件奢侈的事儿。儿时的游戏、伙伴都已记不清晰，但想方设法找书来看的经历却刻骨铭心。痛苦时，王立群在图书馆读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”，“我的感动，我的决心因此而起。懂得自强不息，不是《孟子》教给我的，是生活告诉我的。它让我的忍耐和艰辛有了一个倾听者，让我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”

王立群爱静不爱动，读书是头等嗜好，年轻时读书和现在读书不太一样。“现在由于阅读的丰富，比年轻的时候领悟得更深，因为很多时候是靠现实才能懂历史。懂得了现实之后再看历史，可能会看得更透一些。”

王立群的同事说他“不大爱和人交往，喜欢独来独往。有人说这是内向，但这个词好像不太准确。准确地说应该是‘儒雅’。‘儒’就是做学问，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；‘雅’，就是说话、仪表，很讲究、得体。” 古人云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儒雅的气质是靠知识滋润的，是靠阅读培养的。

他曾经到美国讲学，看到他们对建国200年来的东西保护得好。“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，在河南，走到任何地方都可见秦砖汉瓦。历史的遗产不能在我们手里丢掉，历史是割不断的，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读历史意义非常大。”

先前有人统计，中国人年均读书0.7本，与韩国的人均7本、日本的人均40本、俄罗斯的人均55本相比，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。尽管这些数据不很确切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：中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是非常低的。王立群感到纳闷，中国人真的不读书吗？

中华民族历来推崇读书，姑且不提上流社会的士大夫阶层，乡村僻壤的农民也追求“耕读传家”，这是旧时的家居牌匾或过年春联上常用到的四个字。由此看来，中国人不仅崇尚读书，而且是有阅读习惯的。

但有一种人读书是为了炫耀和卖弄。王立群讲到，从前有一个自以为博学的人，出去买驴。按当时的习惯，买家要给卖家写一份契约。博士铺开白纸卖弄起来，下笔千言，足足写了三大张，还在继续写。卖驴人等得不耐烦就催他快点，他却说，不急，快写到“驴”字了。后来就用“三纸无驴”这个成语指废话连篇。

除他之外，还有一个爱显摆的书虫，“袒腹晒书”。讲的是东晋时期的郝隆，无书不读，有博学之名。在当时，每年的七月七日有晒衣的风俗，富贵人家纷纷将绫罗绸缎高高挂起，也有借此炫富之意。家贫的郝隆无衣可晒，于是袒胸露腹，仰面朝天躺在太阳下。有人问他这是在干什么，他傲然而答：“我晒书。”

古人炫知识，今人炫财富。炫知识的人没有财富，炫财富的人没有知识。古人毕竟有可以炫耀的知识，而今人呢？

汉代的兒宽，受业于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，家贫无资，给人打工，锄地的时候都带上经书，一到休息时就诵读，后位至三公。汉朝时候的朱买臣，家里很穷。为了维持生活，他每天都得上山砍柴，常常背着柴一边走一边看书。他的妻子觉得这样很丢脸，还因此与他离了婚。后来的朱买臣功成名就。还有隋朝有一个叫李密的人，骑牛外出，怕在路上浪费时间，于是把书放在牛角上，边走边读。

“这几位古人，大都连基本的生活都很成问题，仍然能够有时间读书，今人还好意思说不读书是因为没有时间吗？”

“人类最不该告别的就是读书。”有一位学者说过：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，是一个人的阅读史；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；一个社会是提升还是沉沦，就看有多少人在阅读；一个国家谁在看书，看哪些书，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。

“有一些学者担心，互联网时代，读书会不会变得浅薄？大家之所以认识我，是因为我在电视上做了《百家讲坛》，我有一个明确的宗旨——我们在电视做节目实际上是做阅读的导引。”

他从来不认为读书与新技术有天然的分隔。他从1992年开始使用电脑，是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学者之一。他编写了一本《王立群智解成语》，以故事论时下，将与食物有关的成语汇总出“舌尖上的成语”；关注社会上的房价问题，用杜甫名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为题；在“爸爸去哪儿”一章中，他结合成语和历史，谈及了如何做父亲。

“2009年因为重度冠心病，第一次手术我差点就死在手术台上，3月份心脏做了2个支架，4月份又做了4个，现在我带着6个支架。”尽管身体在不可避免地衰老，王立群的思维一直活跃在最前沿。他在新潮的app里做领读人，在今日头条上保持高频率更新。“学生们”遍布各个年龄层，随时随地与他互动，某种意义上，新的尝试让他站上比《百家讲坛》更高的地方，令8.54亿网民都能看见。

一千多年前，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学府——大宋王朝的国子监设在河南；一百多年前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清王朝将全国的科举考试由北京转至河南贡院。王立群从河南大学的黑板前走出，登上全国讲台，又在手机屏幕里向亿万人重新解读历史。

60岁成名的王立群大器晚成，他说：“成名早晚，各有好处，成名早发展空间大，我成名晚，却比他们多读了几十年的书，更有份量。”